骆伯年

忆我的曾外祖父—骆伯年       
金酉鸣

我的曾外祖父骆伯年（字筠），1911年3月出身于浙江杭州一户县衙官吏家庭，像中国人取名的习惯一样，“伯” 字告诉人们，他是家中的老大。1911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年，11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在杭州的统治，不过似乎外界的翻天覆地变化，对曾外祖父的成长没有太大的影响。1932年21岁的他从杭州商业专科学校毕业，顺理成章的考入浙江商业银行，在家乡成为这个新兴行业的一名会计，正式了他银行家的职业生涯。

杭州这个离国际大都市上海很近的中型城市，由于其得天独厚的西湖美景，当时就吸引着诸多民国摄影家们的光临。也许就是从曾外祖父工作那时候开始，英语极好的他，也像我们熟知的庄学本、吴寅伯等民国摄影家一样在银行工作，同时又受到身边金融圈内中产阶级们的影响，开始了“摄影”这一当时时髦又“高消费”的爱好来作为工作之余的消遣。从目前留存的摄影作品来看，当时浙江省内的西湖、兰江、雁荡山、烂柯山等地都是他平时采风摄影活动较多的地方。

1934年，他考入了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并被派往了兰溪支行实习工作。一年后工作表现优秀的他，转正后正式调入中国银行上海总管理处工作。在上海工作期间是其摄影事业突飞猛进的时期，由于上海所处的国际化视野和国际交流的便捷，摄影同好们的交流学习也变得更加便捷和频繁。

1937年代由郁达夫亲自题词的他个人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影展 --“联谊影展”在上海举办。现存的银盐大尺寸作品中由郁达夫、陈箓（号止室）、曹熙宇（字靖陶、号看云楼主人）、赵宗鼎等民国时期文艺和政治界鸿儒挚友的题词摄影作品，和一部分他自己的题词作品均为当时影展后留下的。 作为一个银行家，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和精力基本上都投入在摄影活动上，据目前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其作品《汲瓮》、《兰江晚泊》收录于1936年第十期《飞鹰》，作品《汲瓮》收录于《中华摄影杂志》，作品《任重致远》、《飘萍泛梗》收录于1935年出版的《美术摄影特辑》等摄影类杂志和画报上。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从1938年开始他就随着中国银行辗转工作于香港分行、重庆分行和成都分行，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又重新回到上海。虽然一直身在国统区银行工作的他，在抗战的数年里颠沛流离，但是还是不断的进行着摄影创作。这个时期的创作大部分是以室内静物、抽象摄影和一部分的实验为主。在一家老小七、八口人辗转于全国各地的这八年中，他把自己历年的摄影展览作品、大量的底片和诸多国外摄影资料、摄影年鉴和画册等珍贵文献资料一直视为珍宝的随时保存在身边。

他的摄影风格受国际和国内的多方面影响，一方面他的摄影作品受到了其所身处的国统区沙龙摄影、中国传统古典画意派摄影的影响，另外一方面由于他长期在上海和香港两个国际大都市的工作和生活经历，能够亲自接触到欧美等国的第一手摄影资讯，使其又受到了当时美国、德国等现代主义摄影风潮的巨大影响，其作品极具德国现代主义摄影的风格，在当时民国摄影中也属于较为超前和独树一帜的，有别于我们现在熟知的郎静山等民国摄影家的风格。

1949年解放后，他留在了大陆并参与中国银行总行的重建工作，并调往北京工作。由于经济条件和摄影耗材匮乏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不再进行摄影活动，并在1951年申请调往家乡杭州工作。曾外祖父的摄影事业一直是作为其爱好进行，在解放后就停止了摄影创作，并且远离了新中国的政治中心而“偏安”于杭州，所有的摄影原作和底片才得以幸运的保存下来，没有在文革等一系列运动中丢失和破坏，也使得保留了他在民国时期摄影完整的第一手史料，从而有机会让我们今天又重新挖掘出一位曾经在民国时期被埋没的摄影大家。

历史在我的身上也许开了一个玩笑，当我大学毕业后阴差阳错来到北京的银行工作，在曾外祖父摄影活动戛然而止的城市又偶然涉足摄影圈。而当我在《中国摄影史1840—1937》（1987年，胡志川、马运增、陈申等编著，中国摄影出版社）一书上发现收录有家传的其代表作《汲瓮》之后，这份惊奇对于我来说是无以言表的，这使我对曾外祖父在民国时期在摄影方面取得的成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遇到了该书唯一在世的作者陈申老师之后，认识了更多对曾外祖父作品大加赞赏的摄影界诸多老师，继而也让曾外祖父遗留的这些摄影原作重见天日。

希望我这些年来的一点努力，能够给大家还原一个不一样的民国摄影家、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民国摄影史。

骆伯年 

设计总监：町口觉

装帧：布面精装，24.7 x 31.1cm，128页

中国摄影书典藏系列单行本由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编著，雅昌印刷，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2016年3月。

骆伯年

1911年3月出生于浙江杭州，父亲是杭县县衙官吏，家中排行老大。自幼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由于父亲酷爱书画收藏，自幼耳濡目染中国传统书画的影响，轻时酷爱古琴艺术，书法绘画也有所涉猎。

1930年与杭州女子高中校花王多嘉结婚。1931年长子骆涵翠出生。

1932年毕业于杭州商业专科学校，财务专业。同考入浙江商业银行工作。长女骆涵秀出生。业余时间开始接触摄影活动，购买了人生中第一台禄来双反相机。与王澄、吕濬、陈燕翘等同事摄影好友，常在杭州西湖摄影采风。常以艺名“王素雪”发表作品。

1933年由于个人兴趣爱好的关系，与杭州著名画家唐云、著名书法家赵宗鼎有较多来往。

1934年考入中国银行，派往浙江分行兰溪支行实习一。经常在兰江、烂柯山、雁荡山等地摄影采风。《汲瓮》一组（19325月创作）收录于《中华摄影杂志》1934第9期。

1935年转正后正式调入中国银行上海总管理处工作。二女骆涵怡出生。在上海工作期间摄影同好们的交流学习更加便捷和频繁。接触到国际上现代主义风格的摄影画报和画册，摄影风格更趋多元化。作品《任重致远》、《飘萍泛梗》收录于1935出版的《美术摄影特辑》。

1936年积极筹备在上海的影展作品。经其父亲的同好挚友王二南先生介绍，认识了时正在杭州场官弄“风雨茅庐”居住的王映霞（王二南先生之女）和郁达夫夫妇。《兰江晚泊》收录于《飞鹰》1936第10期。《春满西湖》组照之《柳絲蘸水》、《倚榜听莺》、《春山杂树》、《春江水暖》、《担稭作蔟》、《泉之始达》、《暮云春树》、《柳阴孤泊》、《塔影波光》、《嫦娥临镜》、《满船空载月明归》、《月出于东山之上》和《細雨垂楊繁畫船》等作品发表于《现象（上海）》1936第13期。

1937年被派往中国银行浙江分行金华办事处工作。二子骆涵碧出生。由郁达夫亲自题词的他个人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影展--“联谊影展”在上海举办。影展作品中有多幅郁达夫、陈箓（号止室）、曹熙宇（字靖陶、号看云楼主人）、赵宗鼎等民国时期文艺和政治界鸿儒挚友的题词，也有部分作品由自己题词。寄往南京参加影展的三幅郁达夫题词作品在南京沦陷后遗失，只剩下另外三幅。

1938年被派往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工作，居住在弥顿道。期间在香港浅水湾、九龙塘、港口码头、九龙青山等地均是其创作之地。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7月英军退守香港放弃九龙等地，12月香港沦陷。大部分时间在室内进行静物类摄影创作。

1942年初，随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工作人员及家属西迁，乘坐日本难民船-- 白银丸抵达广州湾（今湛江港），至玉林、柳州。时夏，乘坐汽车经贵阳、遵义绕道抵达陪都重庆。同行的有中国银行董事梅兰芳的儿子和宋子文的弟弟等人。到达重庆后，先住在石桥铺镇，之后搬迁到南岸居住。进入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派往中国银行成都分行工作。再次与上海时期摄影好友郎静山聚会于成都郎毓秀和肖济夫妇家中，交流多来摄影心得。

1946年返回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工作。家住万航渡路中行别业。此时常在上海周边城市无锡、苏州等地进行摄影创作。

1947年三女骆涵馨出生。

1948年中国银行（总行）上海总管理处业务室工作。

1949年拒绝前往台湾，等待上海胜利解放，坚守在中国银行工作，等待新中国成立。

1950年随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北迁北京，调入北京总管理处业务室工作，同借调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与新中国金融建设。家住前门外双鱼胡同。由于国际上的封锁，经济条件、摄影耗材和国际资讯等诸多因素影响，造成摄影创作日益减少，期间在长城、故宫、颐和园等地还有少量摄影创作。

1951年申请返回家乡杭州工作，调往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分行工作，家住下城区木场巷26号。自此不再进行摄影创作，家中仅悬挂郁达夫题词的三幅其影展作品。

1953年反右运动开始之前，离开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分行调往上海市总工会杭州屏风山疗养院财务科工作。

1966年文革开始，家中自清代以来收藏的大量书法、绘画等均被烧毁，其中由大量唐寅、张大千、齐白石等书画作品。由于摄影作品均为个人创作，自返回家乡杭州工作之后不再进行摄影创作，因此没有被发现而损毁。

1971年退休于上海市总工会杭州屏风山疗养院财务科。

1976年文革结束，十动乱期间，其历的摄影展览作品、大量的底片和诸多国外摄影资料、摄影鉴和画册等珍贵文献资料一直视为珍宝，和抗战逃难期间一样悉心保护，得以保留至今。

2002年6月14日在杭州逝世。